袁大同婚姻加油站:妻子是丈夫真正的亲骨肉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3) 为什么要用亚当身上的骨和肉?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中国人普遍喜欢将自己的孩子叫做“骨肉”,而将妻子看成是“衣裳”,穿旧了就可以换新的,所以常常爱孩子胜过爱妻子。不错,孩子的确是我们的“骨肉”,但是别忘了,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骨肉中的骨肉啊。所以,我们决不能将亲子关系置于夫妻关系之上。如果两个人有了孩子,就将夫妻关系放在其次的位置,那就是本末倒置,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8年前,一个广播电台的女性节目主持人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最近有许多的年轻妈妈来电话问:“我们夫妻关系一直很好,本以为有了孩子会锦上添花,没想到生了孩子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夫妻关系就出现严重的裂痕,这是为什么?”我分析说,最常见的原因是,夫妻有了孩子之后,双方都错把孩子当作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将彼此的需要放在次要位置,双方的情感被忽视,孩子就从某种程度上成了夫妻之间的“第三者”。在中国独生子女的家庭里,孩子成为家庭生活的焦点,他的需求成为全家人最关注的,夫妻关系成为次要关系,这种错位是带来家庭矛盾的隐患。曾经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嫉妒他的儿子,因为在他们夫妻关系中,妻子置儿子于他之上,做好了饭菜总是先端到儿子面前,满脑子都装着儿子的需要,却忽略了他的需求,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听了我的讲座后他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的问题出在儿子这个“第三者”上。夫妻关系仅次于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优先的关系。夫妻关系好,儿女自然就得到祝福;夫妻关系遭到破坏,受到最大伤害的同样是孩子。一定要注意,夫妻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中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夫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当上帝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时,亚当确实马上就对夏娃产生了那种骨肉难分的感觉,所以他才会发自肺腑地感叹道:“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这正是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他要我们切身体会到“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14:20)的那份关系,婚姻正是教会与基督之间不可分割的甜美关系的象征。 你看,即便是和自己亲生的儿女的关系,如果你使之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都会造成情感的伤害,更不要说其他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与父母、亲戚、弟兄姐妹、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要记住“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来13:4),千万不可把其他人际关系高举过于婚姻关系。 节选自《携手共渡生命河》_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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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大同婚姻加油站:上帝造女人的目的——做母亲

    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以,女人的第三个角色是妈妈,做母亲也是女人成就感的重要来源。 对孩子而言,母爱与父爱都不可缺少,而孩子在幼年时期尤其需要母爱。圣经上讲到以撒时说:“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创24:67)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独子,36岁时,他的妈妈撒拉死了。少了母亲的呵护和慰藉,以撒的心里面就有一个空缺,一直等到4年后迎娶利百加,他内心对母爱的渴求才得到了满足。 孩子幼年时需要从妈妈那里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爱抚。得到足够的爱,有足够的安全感,孩子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孩子哭闹,说明他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有人在教养孩子的问题上反对孩子一哭妈妈就去抱,这是错误的。小孩子之所以缠着妈妈,是因为妈妈给孩子的时间不够多,当你给予孩子足够多的时间、慢慢地爱抚他,小孩子自然就不会缠着妈妈了。在他爱的储藏罐里已经盛满了足够的爱,这样,他长大后,爱自然会从他的生命中流溢出来。他会成为爱的管道、身边人的祝福。 年幼的孩子如果和妈妈接触的时间太少,内心对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对肌肤之亲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难以名状的痛苦。爱的饥渴和亲密感的需求在孩子长大后会以另外一些破坏式的方式爆发出来,譬如青少年时期早恋。 圣经旧约的《列王纪》,常常在记述一个犹大王时,补充说他的母亲是谁。母亲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品格和性情,对孩子信仰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箴言》中许多智慧的话语,都是来自母亲:“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箴言31:1) 回到现实中,很多女人结婚后不愿意要孩子,认为养孩子会耽误自己的事业发展,这是与圣经不符的。做母亲是上帝造女人的目的之一。女人有了孩子,却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哺育孩子上,还要上班忙事业,认为事业比孩子重要,将孩子交给其他人来看护,这也是错误的。我从事婚姻家庭辅导十多年,有人问我说:“袁老师,做这个是不是让你很有价值感?”我说:“不是,真正让我有价值感的不是我的事工,而是儿子,儿子是我价值感的最大来源。”我的儿子如今是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的青年人,其他青年人也许有让父母头疼的网瘾、早恋等问题,我的儿子却从来没有。他回到家里,带给我们的都是一些好消息。养育孩子能给父亲带来这样的成就感,给母亲带来的岂不更大? “配偶”、“女人”和“母亲”这三个称谓分别是从上帝、丈夫、儿女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定位的(尽管第三个名字也是丈夫起的),明确了女人在家庭中的主要作用。从上帝的角度看,女人要做丈夫得力的助手;从丈夫的角度看,女人要温柔、成为男人的一部分、归属于男人;从儿女的角度看,她要成为慈爱的母亲。 节选自《携手共渡生命河》_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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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启示

      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经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羡慕的成就,早在几十年前,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通过分析以挪威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现代化过程,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多元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被视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案例,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连续历史,理解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色在于19世纪路德教官员、大众运动以及精英之间的一种有趣的互动。一方面,官员在斯堪的纳维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大众运动及其精英也获得了独特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中叶成为全面的福利国家,并且对法治给予高度信任。   在书中,希尔贝克提出了三种合理性的基本形式——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他从这个角度入手,专注于从两个时期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一是19世纪挪威立国时期的历史,一是“二战”以后的挪威历史。在这两个时段中,都有所谓作为“理想类型”的、优秀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在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在“二战”以后的阶段当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则分别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更多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并没有呈现一条径直朝向人人平等、开明和有序的福利社会和民主法治国家的明确必然的发展道路。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过程具备了普遍性和多样性动态交融的特征。由此可以认为,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在事实上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   “多元现代性”是自21世纪初以来就被学术界广泛探讨的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对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即同质化)和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而多元现代性观点认为,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唯一真实。   从制度和价值的分化着手,希尔贝克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挪威这三个维度论证了现代性是多元的。他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多而不是一,现代化的事业受到各种历史经验与自我批判的反驳与修正。现代化事业就像一个无法回头的持续旅程,却又向着校正与可能的改进开放。而挪威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区别于英美世界以及法国、德国的现代化,挪威的经验完全不支持那种把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直线发展的、内生的观点。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同的。这也启示我们,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元的。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非西方国家可能倾向于从自身出发来建构一种与西方现代性话语同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所以不仅有英美的现代化和欧洲各国的现代化,也可以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若以此观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坚定走特色现代化之路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回顾挪威的现代化经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挪威没有本民族的贵族,其国家官员也是“外来的”,挪威的农场主才是民族传统的代表,挪威的大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赞成现代和启蒙的。同样,在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类似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东西解释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所呈现的状况:普遍的福利体系、经济的再分配、相对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公共机构和法治的高度信任。   因此,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也是不现实的。不论是美国的、欧盟的,还是印度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些模式都不是随处适用的,而只能置身于历史经验与安排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已经先后学习过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做的,或许不是对那些其他国家所谓成功模式的纸上谈兵,而是着眼于历史与当下,进一步发掘内生于本民族精神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持续的“中国模式”。/ 作者:毛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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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麦生物制药企业位居全球最佳雇主前列

    据丹麦《哥本哈根邮报》报道,在《科学》杂志刚刚公布的 “2014科技领域最佳雇主”排名中,丹麦著名的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位居全球第二。该排名由5394名《科学》杂志的读者以及生物科技、制药业有关企业的雇员评选产生。诺和诺德公司在“尊重雇员”、“雇员忠诚”、“社会责任”等方面获得高度评价,使得该公司的排名从2013年的第11位上升到今年的第2位。据悉,诺和诺德公司目前在全球共有雇员4万人,计划在今后10年内将雇员规模扩大至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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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占中”,你怎么看?

    香港“占中”,你怎么看?   香港的“占领中环”事件已经持续几周了,华人相逢谈论,莫衷一是,品评几多差异,这远隔山水,还真有点雾里看花。但西方媒体推崇褒奖不断,反令人怵惕——怎么越看越像中东和东欧的“颜色革命”——西方民主、人权大旗下的广场民主运动? 慎重的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占中”事件从去年初开始发酵到最终实施,西方政治势力一直都在暗中支持,更有资金直接输血。美国的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http://www.ned.org/where-we-work/asia/china-hong-kong)就是一个例子。而西方媒体也一直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通过精心剪裁事实的图文和影像报道,将这一挑战法治、对抗政府的街头骚乱冠以追求民主的“义举”,明目张胆地鼓动和怂恿“占中”。西方媒体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街头抗议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双重标准和功利化色彩。同样是抗议行动,在“占领华尔街”中是街头骚乱,在“占领中环”中则成了“追求民主”。正是这种随意性的民主概念,使得西方媒体对“占中”的报道和评论,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沦为阴谋家政治干预的工具。 香港是全体华人引以为骄傲的国际化大都市,民主法治的形象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的典范。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大原则下,港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相比当年港英当局治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占中”者却在不断挑战香港民主法治的底线,无视法纪和拒绝理性。法治精神讲求法律权威高于一切,无论目的如何,皆不能跨越法律红线。但“占中”事件指挥者,先是无理否认普选方案的合法性,后是扰乱秩序、挡街、锁路,在公共要路上K歌、踢球、打麻将、涮火锅,为所欲为,嚣张不可一世。反观特区政府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极尽耐心克制,严格依法执法,可谓仁至义尽。“占中”经历了冲击港府、霸占中环、黑金贿赂、勾结外人、“街头火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几十万反对“占中”、维护生计的香港民众,面对大妈们哭求“占中”者撤离的诉求,占中的主要组织者处境尴尬,难以为继。终于到了天怒人怨,上气不接下气,沦为一场闹剧的地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变化令人瞠目;香港回归之后,作为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伴随着大陆的腾飞,在东亚翩翩起舞。中华复兴的现实和未来,让某些西方政治势力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搞乱香港,搞乱内地,搞乱大中华的阴谋层出不穷。他们渴望香港成为又一个乌克兰。前不久乌克兰的广场民主运动,发展成了骚乱;街头枪战,演变成了内战。“颜色革命”以所谓“民主”为幌子,实则是颠覆政府,改变政治体制,搞乱的是社会秩序,得利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祸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结局定然是社会动荡、经济倒退、民不聊生、国破家残。放眼全球,血淋淋的教训比比皆是,难道“占中”的组织者们居然视而不见吗?算了,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人艰不拆,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也真是够拼的了。 这次“占中”只能是西方政治势力的阴谋之一,绝非其最后。我们华人应当自省,不为其阴谋所乱;应当自重,搞好自身的建设;更应当自强,练就百病不侵之身。冲开一切羁绊和他人强加的束缚,昂首向前。也正是大中华强大势力的支撑,在东欧和中东屡试不爽的“颜色革命”,在香港只能演变成一场“占中”闹剧。所以说,同胞们,祖国的稳定和强大,才是我们海外华人生存和发展的坚实根基啊!/作者 挪威华人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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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后与自信

    落后与自信 贾伟 近来复旦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有关评论见博文 – 告别自慰 正视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 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几年我国各领域的学者越发显得踌躇满志,像前面这种高屋建瓴、一言九鼎的观点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与这个“历史上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领先的”论点相呼应的是,一批高级专家认为我们目前在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后发优势”。我曾在几个月前一篇也说“少走弯路”的博文中讨论过这个后发优势问题。 这个观点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后来我们科教领域的专家也拿过来用了。它的提出是相对于“后发劣势”而言的。提出“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而模仿有两个方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而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就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长远路径被限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使后发国家因短期成功而付出长期代价。 另一位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持相反立场,他提出“后发优势”,认为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模仿,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 两个理论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目前渐渐分出高下。人们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更大,迄今所付出的代价比那些先发国家们当年来得更大,而经济转型的成功将远比预计的来得更为漫长和艰难。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战略走的就是“后发优势”这么一个棋路,不改变体制和文化,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使得几乎所有的量化性指标有了快速的上升,于是自我认定已经(或接近)国际一流了。这种发展模式二十年后的今天到底效果如何,靠我们自己在媒体上说没有用,还是得让广大的学生们、家长们,还有殷切期待我们高校产生创新技术的产业界来评说吧。 前几天德国足球队击败阿根廷赢了世界杯冠军,儿子跟我打赌输了。但他很好奇地问我,如果中国队跟阿根廷踢,会输掉几个球?我感慨地跟他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差距很大,放开来踢的话,被打进10只球都是可能的。但我想告诉你,以前更穷更落后时差距绝对没有这么大。三十年前,中国国家队在印度的尼赫鲁金杯上,曾1 : 0击败阿根廷国家队,将其淘汰出局。 中国足球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史,是我们坚持不改变体制、而是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走“后发优势”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目前很多行业的发展状态都与其相似。除了我们的足球队员们还没有解决把球踢进对方门框以及始终无法参加世界杯比赛这些小问题外,队员们的收入、激情、自信心以及商业化运作水平与当年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说我们的足球无法参加世界杯,从技术上讲不完全正确,一个月前我们激情的记者们硬是找到了振奋人心的线索,说世界杯32强参赛队员中,来自中超和中甲(的外援)共有6人,创下历届世界杯外国参赛队现役中国职业队球员以及有中国职业队球员的参赛的新高。据说中国足协正在积极考虑申办2026年世界杯并力争获得那一届的世界冠军!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踌躇满志,什么样的自信! 一个人如果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将很难看清自己的未来!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理论,是要靠时间来证明其优劣的,这跟理论提出者的爱国激情无关,跟自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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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bola死亡率是50%,这是命还是运?

      许多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都不是很高,50%已经算是高的了。非典的死亡率大概才有10%。   为什么有的病人死,有的病人能活下来?这是命还是运?   按照老的说法,命是注定的,一定要发生的;而运则是一个偶然,是可能规避的。用科学的话说:命是遗传因素,运就是环境因素。   那么,患Ebola后死去的(或者活下来的)是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环境因素决定的?这其实是一个免疫学的问题,而且和我们研究的免疫组学很有关系。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产生出无数(至少几十万个)全新的免疫细胞,Naieve T or B cells。每个细胞都有不同的Receptor。这些recepter就是环境感应器。如果其中某一个受体能和某一个病原体蛋白(抗原)相结合,带有那个受体的免疫细胞就受到刺激而增生,复制,参加抗击病原体的战斗。如果战胜了病原体,该细胞就可能被“供起来”,成为记忆免疫细胞(memory T or B cells), 这样下次再碰到这个病原体的时候肌体就能迅速清除它了。   我们免疫组学所研究的就是每天在我们体内所存在着的多有免疫细胞(当然是取样,不是全部)。而这个免疫组库就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其实,50%的死亡率可以是命中注定的,也可以是运气决定的。   我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星期一,我有五百万个不同的免疫细胞在“值班”;星期六,我还是有五百万个免疫细胞在站岗,但是其中有一百五十万个细胞与星期一上班的那五百万个有所不同。不巧,我星期六碰上了一个患有Ebola的病人结果感染了病毒。更糟糕的是在那一百五十万“下班”了的免疫细胞中有一个对付Ebola的高手。因为它的缺席,Ebola有机会在我体内作乱,等星期一高手来上班的时候已经大势已去,结果我就成了那运气不好的50%了。   这看起来的确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不过且慢,遗传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每个人的HLA分型都是遗传决定的,不同HLA分型的人对每天随机产生出来的T, B细胞都先做一个筛选,那些太好斗的,尤其是太容易内斗的细胞就不容许“毕业”,被处死(细胞凋亡), 根本就没有机会施展能耐。所以那五百万个当班的免疫细胞是经过老祖宗挑选的,一定要“爱港爱国”才有机会出头露面。/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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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媒:挪威论坛爆千名占中分子曾接受特训(图)

    本报讯 据香港《东方日报》24日报道,挪威于10月20日至22日举行「2014年度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出席人士包括各国人权分子,今年论坛的主题亦聚焦香港的占中行动。但与会人士披露,占中行动早有预谋已是「公开的秘密」,续称占中行动早在 近2年前已开始暗中筹划,更指有多达1000名占中分子在行动前曾接受特训,务求达至最大效果。 对与会人士而言,占中行动非即兴产物已是“公开秘密”。图/互联网 报道称,「奥斯陆自由论坛」为全球最大型的人权分子会议之一,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新闻之夜》报道,今年与会人士包括曾参与六四学运的示威者,有份协助占 中行动。又指占中行动并非即兴的产物,对与会人士已是公开的秘密,并揭示行动早在去年1月已开始谋划,目的是以非暴力行动作为「大规模破坏的武器」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企图挑战中国政府。占中的推手当时已有腹中计划,准备鼓动10000人上街,占领香港中区的道路。他们坚信,中国政府操控香港 的特首选举,足以构成公民抗命的爆发点,因此依照此方向策划占中行动。报道披露,占中推手不仅预先斟酌行动的时机和性质,更已策划整个运动的运作。据悉, 或有多达1000名相关人士曾接受特别训练,以求占中行动能达致最大效果。   曾参与六四学运、已移居美国的华人学者杨建利,亦成为占中行动的「智囊」。他自言如今几乎每隔1小时,便会向占中行动的成员提供意见。他形容,参与占中的学生较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更有组织,架构亦更分明和有效,而且追求的目标亦较为明确。 另1名与会者、美国人权组织「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行政总监拉基卡表示,示威者会学习在行动中如何表现。当中包括与警方对话的方式、行动管理、遭拘捕时的反应、应付水炮,以至安排水及食物等物资的实际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如安排得当,会令行动更持久。 出席会议的前学生领袖波波维奇,曾参与推倒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他自言近年在逾40个国家,训练社运人士以「非暴力方式」抗争,但当中只有6至7个国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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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麦文化季在中国开幕 70余项文化活动将轮番登场

    以“小童话 大未来”为主题的丹麦文化季今天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开幕。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丹麦文化大臣玛丽安娜·耶尔韦、丹麦驻华大使裴德胜先生和丹麦多家文化机构负责人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丹麦著名的TRIO VITRUVI乐队演奏的舒伯特钢琴曲和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孔子学院的表演者演奏的《茉莉花》拉开了文化季开幕式的序幕。 丹麦文化大臣玛丽安娜·耶尔韦在致辞中说,安徒生受到中国和丹麦儿童的喜爱,从今天起将开始新的童话——丹麦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艺术是一种适用于全球的语言,它使我们紧密相连。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表示,希望此次文化季活动成为中国人民了解丹麦文化的一扇窗口,使越来越多的中丹文化机构建立起长期的友好合作,将文化季的成效不断延续。 这次文化季从今年秋季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涵盖视觉艺术、文物、舞蹈、音乐、电影、文学、设计等多个艺术领域,共70余项活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多地民众将欣赏到有着宽阔肩膀的维京海盗、富有实验性的当代艺术、引人入胜的剪纸、充满新意的舞蹈表演、令人深思的纪录片和主题广泛的音乐剧。除此之外,丹麦数家儿童青少年剧院和音乐团也会远道而来,为中国青少年献上艺术大餐。 2012年,中国和丹麦政府签署协议,约定在北京和哥本哈根分别建立丹麦文化中心和中国文化中心。今年6月,在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大街上举办了中国文化中心成立仪式。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也于去年5月建立起了世界第一家音乐孔子学院。这次文化季是两国建交以来丹麦在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系列文化活动。 24日的开幕活动中,还举办了《比扬·诺格:再世界》开幕展。比扬·诺格是丹麦著名艺术家,此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是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创作的77件优秀艺术作品,包括雕塑、装置、绘画等。他向中央美术学院赠送了极富中国元素又引人深思的雕塑作品《公交车站》。此次作品展将持续到11月28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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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驻瑞典大使陈育明在《今日工业报》中国峰会演讲宣介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10月22日,北欧最大的财经媒体《今日工业报》举行第四届中国峰会,陈育明大使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中瑞经贸合作新天地》的演讲,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中瑞经贸合作的机遇。 陈大使指出,瑞典各界关注中国发展动向。正确地认 识中国,关键是要抓住三个要素:一是“发展”。看待中国的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更要看趋势、看全局。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更重于GDP的单纯增长。中国 经济的增速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有进,GDP增长7.4%,居民消费价格上升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6.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上升10.8%。二是“开放”。中国最近的反垄断调查在西方国家工商界引发了一些担忧。但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并不针对特定对象或外国公司,而是 为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欢迎外资的政策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正在放宽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对 外资的市场准入。三是“机遇”。未来5年中国预计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旅游。这对世界各国包括瑞典意味着重大机遇。中国对外经贸 合作如火如荼,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额不断攀升。   陈大使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大潮中,双边经贸合 作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瑞典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是最早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两国业界应以“共赢”为基础,以“创 新”为纽带,以“企业”为依托,以明年中瑞建交65周年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中瑞经贸合作,实现新的跨越。演讲结束后,陈大使就中瑞双向投资等问题回答 了观众的提问。观众反响热烈。 瑞政界及工商界、学界等100多名知名代表出席了此次峰会。瑞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格斯特伦、普华永道合伙人亚格斯等在发言中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新一轮改革开放政策,对中瑞经贸合作良好前景充满期待。中国银行等中资企业应邀出席了峰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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